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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电价的“红包”怎容被“截留”！

为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要求降低电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在此基础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进一步作出“一般工商业电价再降10%”的承诺，让清费减负有了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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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这不是一句空话。仅在2018年，国家发改委就于四、五、七、九月连续发文，细化降电价相关事宜，并在第一时间得到电源、电环节企业的积极响应。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曹培玺曾表示，电价降低一分钱，发电行业要让利上百亿元。国家电、南方电也纷纷主动降低用户用电成本，去年的电价“让利”幅度分别高达915亿元、223亿元。得益于此，2018年，全国平均电价降幅超过8分/千瓦时，超额完成降电价10%的任务。

花了力气、下了功夫，却未换来皆大欢喜的结果。部分冷藏车用户竟迟迟未能收到这份降价“大礼包”——电费非但没降，反而出现电价明降暗升、重复缴纳电费、降电价退款遭截留等乱象。追本溯源，问题出在了转供电环节。

在无法直接供电的区域，电企业与终端用户之间多了一个转供电主体，比如写字楼、商场、产业园区的租赁方、物管方等，就是这样的中间商，让数千万一般工商业用户无机械零件的失效法感知降电价带来的实惠。有统计数据显垫片示，全国至少有40万转供电主体，为3400万左右终端用户提供服务。针对电企业尚未完全覆盖的区域，由这些社会德国RepRap解释说资本建设供配电设施，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不足、保障供应，转供电因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那么降电价为何又被拦在了这一环节？我们且试着捋一捋。

从主观层面看，部分转供主体受到利益等因素驱使，对政策理解不透彻、落实不积极，甚至带有侥幸、抵触心理，知之而不为之。其表现主要有二：部分“中间商”将转供视为利润来源之一，或肆意提高电费赚取价差，或对国家退还的降电价费用暗中“截胡”；更有甚者，将公摊、线损、日常运维等费用一并纳入电价，转嫁到用户头上，以降低自身转供成本。

对于前者，《电力法》等法规已明确，超越权限制定电价、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等行为均属违法。对于后者，国家发改委在2018年3月发布的《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相关公用设施用电及损耗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者按国家规定销售电价向电企业缴纳电费，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但究竟如何协商、据何公摊，或者说这些费用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目前尚无明确标准。对此，大部分转供电主体并未公开相关信息，终端用户更是无从知晓。

从客观层面看，复杂多变的转供环境，使阳极拖车得转供电主体的监管难以面面俱到，也是问题所在。在写字楼垫圈、商业综合体、居民社区周边等场景中，转供电主体点多面广、数量庞大，加之终端用户相对分散、流动性强，这对前期降价要求的有效传达和后期的监管工作来说，都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在监督执法环节，上游电企业对拒不整改的转供电主体，特别是自然人转供的处置暂无明确法律依据，依法依规处理的难度相对较大。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是国家对广大工商业用户的承诺，任何主体都不应更不能克扣这项红利。如今，新一轮降价行动再次启动，如何扬长避短、落实到位，让用户实实在在感知并享受优惠，已成为当前降电价工作的关键所在。